由于矿山的开，怀集地区仍旧聚居山林的少数民族都开始称赞丁容城是汉人里的大好人了。不论是驱虫除蚊的药物，还是山林中男儿最为推崇的驱寒烧酒，或是渐渐便宜起来的花布，都让山林里的人们，日子过得比以往轻松。

至少这一代的少数民族，是不用担心生活的了，因为他们找到、或者说丁一为他们开劈了多条足以糊口谋生的路径：领路找矿。只要找着了矿，依丁一的章程，矿主只要矿还在运作，每旬按律都得拔上一些米面去给当初带路找矿的山民。

有谁比这些祖辈生活在山上的少数民族，更为熟悉这广西地界里的山脉？一开始他们并不相信丁一的话，只是看在进山来请他们带路的人，送上的烈酒很对胃口才跑了几趟，结果当矿主们真的每旬固定把米面送来的时候，说得肉麻，那就：他们的心就被丁一俘虏了。

这些人为何不愿下山耕田种作？就算分了农具和种子给他们，往往把种子粮吃光又跑回山上去了。除了他们对汉人官府的不信任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会种地。说什么不会就从头学嘛，那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凭啥啊？人家在山林里，凑合打猎也能活，祖祖辈辈就这么过，就这么了几十年，突然来从头学种地？扯吧！

丁一给了他们一个不用从头学起的机会，山民里身手好的，更是被丁一请去当山地战术的教官，他们讲不出现代攀岩的三点支撑的系统性道理，但这不是问题，丁一只用了一下午。就亲眼看到那七八位请来的教官，能完成他编写的攀岩课程的全部技术动作，倒是他们不太能说官话，就算能说也口音很重，这一点有点头痛。

他们便有米面。有了银子，买得起烧酒，买得起花布，甚至那些去当教官的，回山里探亲时，还穿着锃亮的高帮牛皮靴子。让寨子里的老人黑着脸狠训了一通：“你老母的！山里人那脚丫有什么金贵的？这得多少只斑鸠才能换一对啊！败家仔啊！”不管怎么跟老人解释，是丁容城那边配，也要求得穿靴子，老人们都不罢休，“去军营里立规矩时再穿！回山里不许这么糟踏东西！”再说就要举起拐棍了，这都是苦日子过惯留下的心理阴影。那些老人在后生休完假回军营时，一再地说，“丁容城待你们这班家伙太好了！厚道人啊，得好好给人卖命，不就是爬山么？那点东西要老老实实教会人家，知道么？”

至于怀集的居民，便不用提了。从占城那边载着大米的海船在广州府换了河船，沿着西江运过来，米价都比往日低了许多。倒是那些地主和有自己田地的富农，颇是有点愁，这米价贱了，到了收成的季节，日子便不好过了。

只不过矿一开，冶炼工场就不可能不设，于是便也有不少后生进了工场去做事，土地兼并的情况于这个时节虽然还没明末那么严重。但一般种着地的人家还是会兼着租种地主富农家的一些田地，这下好了，进工场的收入跟租种田地的收入一比较起来，谁是傻子啊？只要能进工场的，谁还去当佃农？于是劳动力也变得稀缺起来。

不过地主富农们却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

因为有几位地主们推出长者，在论道堂叫嚷着这么下去，秋税没法交了！谁知道递交到广西总督行辕去，丁容城居然准了！怀集地界，种田的不用交税！这真是自古以来，除了凤阳这样的龙兴之地的原住民，别的地方是从没听过的。

丁一是脑子出毛病了，才会在意怀集那点田税——这么整着基本已把整个怀集地界变成一个大型工业、兵工业基地了，后世的马鞍山、攀枝花重工业地区会去找钢铁企业收农税？得多抽疯才会干出这种事啊？

于是地主富农也只能咬牙忍了，也不是没人想过，大量收进米面，然后货湖广的，只不过这事丁一早就想在前头，粮票这玩意，丁某人长大后虽没用过，小时候也是听过用过的，在生生啃下侯大苟七千步骑之后，丁一就组织怀集的人口普查，然后开始放粮票。这也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跑去衙门登记户籍的根本。

官府的粮票是不要钱的，按着那定量，一人的粮票足够二人的饭量了。

但没粮票？对不起，只能去原来的米铺买高价米了。于是有眼色的混混，开始谋划着新的营生：倒粮票！积少成多，再凭票购买低价粮，到湖广去贩卖，除开人工路费，怎么也是一笔收入了。

杜子腾对此颇是担心，连论道堂的长者们也提议要惩治这些个混混，道理很简单，把怀集的粮贩光了，大伙不又和买高价米么？谁不希望自己的家乡衣食无忧、乡亲富足啊？就是长者里，那些颇有怨气的地主富农，面子上也不同意看着低价米面外流——尽管他们背地里不乏有人也参与贩卖粮票，或是希望官府的米铺快点倒闭才好，但也不会暴露自己真实的想法，都是乡里乡亲的，不怕百姓听着火起，半夜去把祖坟扒了？

只不过丁一却毫不在意，他对杜子腾说道：“这是历史必然的过程。无论是粮食配给制，还是倒卖粮票，都是一样的。反正怀集的大户和士绅，在兵乱里也没几家齐全的了，让论道堂那边通过决议，把商税调高就是了。”

大明的商税为什么那么低？就是因为士绅阶层把握着很大部分的商业运作，而每当皇帝要加商税，身为利益阶层代言人的士林，必定就会攻击皇帝与民争利，其实不是与民争利，而是与士绅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