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冲突终于在是否对德宣战这件事上完全爆发出来。

最初一段时间，黎元洪还是相当能忍耐的，他做副总统那么久，自然早已学会韬光养晦，遇事忍让。而段祺瑞脾气虽大，但好歹也是留过洋的人，多少有些遵行宪法的观念，也不至于给黎太过难堪。

俗话说，阎王好见，小鬼难拿。有些事情反而是坏在了手下那些人手里。

段祺瑞早年留学德国，最少还能表面上表现出对黎总统的尊重，但他的手下就很难做到，比如段祺瑞最信任的“小扇子军机”徐树铮就是最难说话的一个。

徐树铮很有才干，而且极得段祺瑞倚重，段祺瑞怠于政务，每天总要下棋、打牌，把时间消磨在这上面，公务基本上由徐帮忙处理。而且徐十分能干，总能将政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又对段忠心耿耿。时间一长，段就对其极为依赖，仿佛没有小徐自己就不知怎么处理公文。

但徐树铮这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恃才傲物，飞扬跋扈，说话做事盛气凌人，丝毫不留情面，甚至是老段的情面也不讲。包括段的亲信，见到其都绕着道走，敬而远之。

反正小徐替老段把能得罪的人都得罪光了。

从用人识人这方面，老段跟袁世凯比差得太远。老袁手下有一帮人替他做事，而老段只有一个小徐可用。

段祺瑞任国务总理，便让徐树铮任国务院秘书长。

段祺瑞做太上总理，让黎元洪当橡皮图章。

这里面的起因是民党最早为限制袁世凯而匆匆制定的所谓《临时约法》。由于当时约法对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的权限不甚了了，而老段和老黎在平日里也不太互通声气，因此在一些事务上难免出现误会与冲突。按照约法规定，国务院所决定的重大事件，应当呈递给总统府，由大总统盖印发布。徐树铮是国务院秘书长，因此经常要往返于国务院和总统府办事，但这个小徐经常不给黎总统说明事件来由，只管催促总统赶快盖印。要是黎元洪多问上几句，小徐脾气上来就敢当面顶撞。徐树铮这种盛气凌人的态度，若不是总统府秘书长张国淦从中斡旋调解的话，黎总统还真是有点吃不消。

有一次，徐树铮拿着山西省三个厅长的任命书来请总统盖印，黎元洪刚刚问了几句这三人的从前来历，小徐就不耐烦的说：“大总统问这些干什么？请赶快盖印，我事情忙得很！”这下可真是把黎元洪气得半死。等徐树铮走了，黎元洪恨恨的跟手下人说：“我本不想要做什么总统的，可你们看看，这些人目无总统到了什么地步！”

总统府秘书长张国淦两头受着夹板气，自然日子好过不了，干了三个月，终于受不住辞职走人。黎元洪做了总统后，一大帮湖北老乡都攀附到他的门下，总统府被人戏称为“湖北会馆”，这帮人可不愿眼看着黎元洪手上无权，在这些人的鼓动下，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的矛盾更是迅速激化。

在张国淦辞职之后，代替他的是人称“报界三杰”之一的参议员丁世峄。丁秘书长可没有张国淦那么好说话，他的性格和小徐倒是有点像，一向是言辞犀利，做事干练，岂能容忍小徐那样骄横跋扈的作风？这不，他一就职，马上就搞了一个“府院办事手续”草案，名义上是为了划分府院权限、规范办事手续，但说白了，其实就是要为总统府争得权力与地位……你国务院不能把总统府看成是一个盖印的机器啊！…。

丁秘书长的提议得到了黎总统的支持，但引起了国务院那边激烈的反对，他们认为这个草案就是“总统争权”，是用总统制来替代内阁制，这如何使得？段祺瑞身为内阁总理，当然不能对这事坐视不理，他随后便请假不出，以此来向黎元洪施加压力。

黎总统其实也心虚得很，他也不想把事情搞大，因为老段不出来理事的话，他还真维持不了局面。于是黎元洪又找人出来斡旋调解，说他本人是尊重《临时约法》和责任内阁制的，绝没有要恢复总统制的想法；之所以搞出“府院办事手续”的草案，主要是想协调府院之间的关系，避免误解，减少矛盾。趁此机会，黎总统又向老段投诉徐树铮等人在总统府嚣张跋扈的种种做法，并希望老段能对这些人稍加约束。

既然黎元洪服了软，老段也就坡下驴，销假回来办事。双方经过一番调解和讨论之后，都做了让步和折中，老段还特别指示小徐，以后交给黎总统核阅的文件，一定要亲自递送，并且一定要注意收敛。于是，“府院办事手续”的风波就暂时平息了下来。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这次却是来自国务院内部，内务总长孙洪伊与秘书长徐树铮发生冲突。孙洪伊是清末著名的立宪党人，在民国初年的组党热潮中大出风头，他此时与黎总统及林副总统的关系打得火热，自然免不了与老段、小徐发生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