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成祖建成北京之后，京师的交通和排污卫生问题就是叫人头疼的大麻烦，统治者的解决办法就是由强力部门来介入管理，赫赫有名的锦衣卫除了拿奸捕盗，校尉们除了抓捕钦犯之外，还得奉命疏通京城的水沟，打扫污物，如果做的不好，锦衣卫的指挥使就会因为环境问题被斥责，甚至是免职，锦衣卫的都指挥中，就有专人负责这样的差事。

从英宗到宪宗，再到孝宗武宗，君王换了一个接一个，规矩也渐渐松驰下来，现在锦衣卫已经不具有早年的那种功用了，京城的道路和排水沟也就是两个京县隔一段时间带着人平整和掏摸一回，能将就着走道或是不淹死人不臭死人就得，至于别的事，什么瘟疫之类，就随他去吧……

大明的市政建设，除了防火给宋朝强之外，任何一点都比不上前朝，辉煌无比的文明在蒙元时被打了一个全灭，朱元璋说是尽复汉官威仪，但不论是制度还是方方面面，大明的很多地方比前朝都是差的远了，唐时的朱雀大街不论是建造的规模还是设计，都远超大明的棋盘街，至于唐人的排水沟渠和城市规划，更是大明拍马也追不上，由唐至宋再到明，文明是从高峰到了一个低谷，经过二百年的恢复和发展，至今来说，明朝除了天工开物中提到的那些技术上的发展外，不论是军事能力还是朝廷的施政能力，文化卫生环境道路桥梁……均是还不如前朝的多呢。

就拿瘟疫来说，明朝的城市是经常性的爆发瘟疫，主要还是环境卫生太差导致的，最有名的不过明末的两次大型瘟疫，一次发生在崇祯十一年时的济南，清军入关，直下临清和济南，攻城之后，城中正好爆发瘟疫，连带着入寇的建奴也有不少沾染上了这倒霉玩意，统兵的正红旗的旗主岳托也染上此疾，返回盛京后不久就因此而死，算是瘟疫给大明帮了一个不小的忙。再一次便是崇祯十七年，李自成高歌猛进之时，北京城正爆发一次超大规模的瘟疫，数十万军民染病，残留的几万京营精锐也大半染疾，京营失去了全部战斗力，加上人心不附，清军数次入关，几次围困京城都没有结果，李自成却是轻轻巧巧，一夜之间就使这个周围数十里的庞大帝都易帜，虽说是王朝末世人心尽失才是主因，这一场要命的瘟疫也实在是给李瞎子立功不小。

连北京和济南这样的省会城市都有这种规模的瘟疫，其余的大大小小的城市就可想而知了。

惟功上书时，正值暮春时节，这种时候最容易有时疫爆发，加上城中各处都是臭气熏天，那种几人高的大粪堆在冬天时不过是有碍观瞻，到这种时候就是疫病的来源，偏城外进来拉粪的运力还不足，城中弥漫的那种气味就甭提了。若是旁人也还罢了，惟功这种有后世生活经验的人实难忍耐，激愤之下就是上了奏折论说此事，他的身份原本论不到这事上，但言之有理，奏折也被传颂一时，不少中下层官员都表示支持，很多小官出门之所以一定得坐车或是坐轿子，主要还是道路的原因，穿着官袍在泥水里趟，怎么看也不象话，唐宋时的官员，安步当车，或是骑驴悠闲而行的描述很多，如果道路沟渠能修葺一新的话，一切情形都会变的不同。

只是赞同的人再多也是无用，工部没钱没人，中枢没有这种精力和打算，张居正看了也是晒然一笑，并没有太当真。

现在这个时候，这位元辅却是将陈年旧事翻了出来，翻手也是给了惟功一个提督的官职，只是这个提督的含金量与前两个是没得比了，而这个清理大工的差事却是繁难无比……

上百道目光一起瞟向了惟功，能站在这里的都算是人中龙凤了，都是人精子，眼前的变化再感受不到的也不够资格站在这里了……事情很明显了，张惟功在元辅跟前已经失宠，元辅这样的处置，在短期内张惟功得陷在浩繁如海的清理大工的杂事之中，营伍里头的营务是顾不上了，整顿京营的事，更是沾不上边，今日是廷议定下来的官职和差事，办不到办不好的话，后果也会很严重，最少是给了政敌无可辩驳的弹劾理由……

很多目光中，都是有幸灾乐祸的味道，不管身上穿的是绯袍还是蓝袍，方方正正的面孔上留着是长须美髯还是短须，梁冠是七梁还是五梁，在这个时候，人性中阴暗的一面，暴露出来的也真是不在少数……张惟功这几年实在是太得意了，能亲眼看着他走下坡，心情畅快的人，实在是不在少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