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二位仁兄虽然官小，却有个特殊的身份：他们都是张居正的门生。

而且我查了一下，才惊奇地现，原来吴兄弟和赵兄弟都是隆庆五年（1571）的进士，和之前开第一炮的刘台是同班同学。

这就只能怪张大人自己了，左挑右挑，就挑了这么几个白眼狼，也算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这下好了，当年只有一个二愣子（刘台），已经搞得狼狈不堪，这回竟然出了两个，那就收拾不了了，因为一个二愣子加另一个二愣子，并不等于二，而是二愣子的平方。

可还没等张居正反应过来，又出事了。就在二愣子们出击的第二天，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也上书弹劾张居正，希望他早早滚蛋回家，去尽孝道。

当张居正看到这两封充满杀气的奏疏时，才终于意识到，真正的危机正向自己步步逼近。

经过长达三十余年的战斗，他用尽各种手段，除掉了几乎所有的敌人，坐上了最高的宝座，然而在此君临天下之时，他才现一个新的、更为强大的敌人已经出现。

那些原先乖乖听话的大臣们似乎一夜间突然改变了立场，成为了他的对手，不是一个，是一群。而他们攻击的理由也多种多样，经济问题、作风问题、夺情问题；方式更是数不胜数，上书弹劾、私下议论，甚至还有人上街张贴反动标语，直接攻击张居正。

对于眼前的这一切，张居正感到很吃惊，却并不意外，因为他很清楚，带来这些敌人的，正是他自己，具体说来，是他五年前的那封奏疏。

五年前，当张居正将写有考成法的奏疏送给皇帝时，他在交出自己改革理想的同时，还附带了一个阴谋。

因为在那封奏疏中，有着这样几句话：

“抚案官有延误者，该部举之；各部院有容隐者，科臣举之；六科有容隐欺蔽者，臣等举之。”

这句话的意思是：地方官办事不利索的，中央各部来管；中央各部办事不利索的，由六科监察机关来管；六科监察机关不利索，由我来管！

事情坏就坏在这句话上。

根据明代的体制，中央各部管理地方，正常；给事中以及御史监察各部，也正常；内阁大学士管理言官，这就不正常了。

两百年前，朱元璋在创立国家机构的时候，考虑丞相权力太大，撤销了丞相，将权力交给六部，但这位仁兄连睡觉都要睁只眼，后来一琢磨，觉得六部权力也大，为怕人搞鬼，又在六部设立了六科，这就是后来的六科给事中。

六科的领导，叫做都给事中，俗称科长，下属人员也不多，除了兵部给事中有十二个人之外，其余的五个部都在十人之内。而且这帮人品级也低，科长才七品，下面的人就不用说了。

但他们的权力却大到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比如说部长下令要干什么事，科长不同意，二话不说，把命令退回给部长，让他修改，如果改得不满意，就再退，直到满意为止。

别说部长，连皇帝的某些旨意，给事中也是可以指手画脚一番的。所以虽然这帮人品级低，地位却不低，每次部长去见他们，还要给他们行个礼，吃饭的时候别人坐下座，他们可以跑去和部长平起平坐，且指名道姓，十分嚣张。

给事中大抵如此，都察院的御史就更不得了。这伙人一天到晚找碴，从谋反叛乱到占道经营、随地大小便，只要是个事，就能管。

六部级别高，权力小；言官级别小，权力大，谁也压不倒谁。在这种天才的创意下，大明王朝搞了二百多年，一向太平无事，而到了张居正，情况被改变了。

在张居正看来，六部也好，给事中也好，御史也好，都该归我管，我说什么，你们就干什么，不要瞎吵。

因为他很明白，互相限制、互相制约固然是一种民主的方式，但是民主是需要成本的。

一件事情交代下去，你讲一句他讲一句，争得天翻地覆，说得振振有词，其实一点业务都不懂，结果十天半个月，什么都没办，而对于这些人，张居正一贯是深恶痛绝。

所以他认为其他人都应该靠边站，找一个最聪明的人（他自己）指挥，大家跟着办事就行，没有必要浪费口水。于是在他统治期间，连平时监督他人的六科和御史，都要考核工作成绩。

然而遗憾的是，大臣们却不这么想。在他们看来，张居正是一个破坏规则的人，是一个前所未见的独裁者。自朱元璋和朱棣死后，他们已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民主生活，习惯了没事骂骂皇帝，喷喷口水，然而现在的这个人比以往的任何皇帝都更为可怕，如果长此以往，后果实在不堪设想。

所以无论他要干什么，怎么干，是好事还是坏事，为了我们手中的权力，必须彻底解决他！

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就此浮出水面。

耐人寻味的是，在攻击张居正的四人中，竟有两人是他的学生，而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这四个人竟没有一个是言官！

该说话的言官都不说话，却冒出来几个翰林院的抄写员和六部的小官，原因很简单——躲避嫌疑，而且第一天学生开骂，第二天刑部的人就跟着来，说他们是心有灵犀，真是杀了我也不信。

所以还是那句老话，夺情问题也好，作风问题也罢，那都是假的，只有权力问题，才是真的。

张居正不能理解这些人的思维，无论如何，我不过是想做点事情而已，为什么就跟我过不去呢？

但在短暂的郁闷之后，张居正恢复了平静，他意识到，一股庞大的反对势力正暗中涌动，如不及时镇压，多年的改革成果将毁于一旦。而要对付他们，摆事实、讲道理都是毫无用处的，因为这帮人本就不是什么实干家，他们的唯一专长就是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面孔，满口仁义道德，唾沫横飞攻击别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对这帮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人，就一个字——打！

听说此事后，皇帝随即下达命令，对敢于上书的四人执行廷杖，也就是打屁股。

张大人的本意，大抵也就是教训一下这帮人，但后果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打屁股的命令下来后，原先不吭声的也坐不住了，纷纷跳了出来，搞签名请愿、集体上书，反正法不责众，不骂白不骂，不请白不请。

但在一群凑热闹的人中，倒也还有两个比较认真的人，这两个人分别叫做王锡爵和申时行。

这二位仁兄就是后来的朝廷辅，这里就不多说了，但在当时，王锡爵是翰林院掌院学士，申时行是人事部副部长，只能算是小字辈。

辈分虽小，办事却是大手笔。人家都是签个名骂两句完事，他们却激情澎湃，竟然亲自跑到了张居正的府上，要当面求情。

张大人哪里是说见就见的，碰巧得了重病，两位大人等了很久也不见人，只能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申时行回去了，王锡爵却多了个心眼，趁人不备，竟然溜了进去，见到了张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