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悲壮情怀
2015-08-29 作者： 陶纯
第八章 悲壮情怀
28．我们已经摸清了他们的基本意图与原子弹相比，导弹方面似乎要顺利一些。应该肯定，苏联专家在中国导弹的仿制阶段，给予了很大帮助。1959年初，第一批“P-2”导弹武器系统图纸共500多箱翻译绘制完成，发往全国各地生产厂家，据此生产各种部件。但正如原子弹模型一样，在一些关键技术和环节上，苏联也留了一手。看似进展很快的导弹仿制，实际上也面临着重重障碍。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苏联专家对建设发动机试车台不积极，一直不给发动机试车台的技术资料。没有试车台，发动机生产出来，就没法试车，没法试车，就没法拉去试射，等于一堆废铁。任新民负责发动机这一块，他很着急，三番五次去找苏联专家组组长马蒙诺夫，马蒙诺夫总是找各种借口拖着不办。最后竟说，中国的工厂没有能力生产出合格的试车台，发动机组装好以后，最好的办法，就是运到苏联试车。
除了试车台，还有一种传力元件特种橡胶膜片，资料也不给。任新民去找马蒙诺夫，说，在合同的目录中，这种传力元件特种橡胶膜片，是有的，可是我们查遍了却没发现有关这种膜片的任何资料和图纸，连规格、质量、标准这样的说明都没有。你们没有给我们。
马蒙诺夫点点头：“是的，你们不用查了，是没有。”
任新民说：“可不可以尽快把这一资料寄过来？”
马蒙诺夫摇摇头：“没有必要，这种特种橡胶膜片，虽然很小，但工艺非常复杂，你们的工厂不可能生产出来，即使生产出来，也达不到标准，所以你们没有必要费这个力气。”
任新民不想放弃：“我们有很多工厂，我们可以试试嘛。”
马蒙诺夫说：“你们的精力不要Lang费在一两个元件上，这个小东西完全可以从我们那里进口，它并不需要多少钱。”
任新民争辩道：“这不是钱的问题。”
马蒙诺夫不耐烦了：“我们不要在这样的小问题上争论了。”
任新民只好无奈地走了。
事情报到钱学森那里，钱学森请任新民、梁守、庄逢甘、屠守锷等专家发表意见。任新民说，膜片这个东西是不大，买也不是不可以，可是将来我们要批量生产导弹呢？哪一天他要是不卖呢？看起来小，放在整个导弹里简直可以忽略不记，和他们吵我都不好意思，可没有，导弹就不是个导弹，是个废铁疙瘩。别看小，和试车台一样，却是个卡脖子的大问题！
钱学森问：“自己搞，多长时间能拿下来？想没想过由谁来搞？”
任新民说：“我带人搞！找他之前我琢磨过，没那么邪乎，其它工作不耽误，给几个年轻人，一个月我拿下来！”
钱学森说：“好，人你自己挑。”
任新民说：“钱院长，我看试车台我们也快点搞吧，大家都知道，P-2导弹在苏联早淘汰了，根本没作为武器列装，我们仿制它，不就是为将来我们发展自己的导弹打个基础，练练手吗？要是连发动机都要拿到苏联去试车，我们的导弹就别想独立了。”
庄逢甘也说：“发动机是心脏，试车台无论如何我们要有自己的，现在没有，将来也必须要有！”
梁守说：“搞吧，我愿意参加这个工作。”
钱学森说：“好！也算我一个！”
这些想法由钱学森报给聂荣臻，聂荣臻说：“我同意你们的意见，自己干，再难，也要把这个卡脖子的东西搞起来！”
按照当初的部署，任务代号为“1059”的“P2导弹”仿制计划，应该在1959年国庆节前进行实弹发射。由于种种原因，也是无法完成了。
1960年1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聂荣臻将中苏经济援助与科学技术协作方面的变化情况，先报告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以后又在会上就此作了发言。
聂荣臻发言中讲道：苏联很有可能在不长的时间内，终止与中国的协定。他说：“米格21飞机和导弹的技术资料，苏联都卡住不给了。看来，靠苏联援助肯定靠不住了。苏联为了保持领先地位，加上对中国不放心，所以在国防新技术方面加紧限制的情况，已经越来越明显。我们已经摸清了他们的基本意图，就是在尖端武器装备的科学研究上，使中国与它保持相当的距离，只同意我们仿制苏联即将停产甚至已经停产了的装备。总之，他们是想长期使中国停留在仿制阶段，处于依附地位。”
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29．中国人迈向太空的第一步1958年10月16日，赵九章、卫一清、杨家墀、钱骥和翻译一行五人，前往苏联考察参观人造卫星。他们参观了苏联的卫星发射场，和苏联专家进行了各种各样的交流。70多天的考察之后，他们看到了中国这方面的巨大差距，开始冷静下来了，赵九章写出一份详细报告，指出：鉴于目前我国科学技术和工业基础状况，发射人造卫星的条件尚不成熟，建议先从探空火箭搞起。
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认为这个报告切中实弊。
1959年1月，邓小平在听取张劲夫等人汇报后，说：现在发射卫星与我们的国力不相称嘛，不能一口就想吃成个胖子。看来，你们的空间技术研究任务需要作一个调整，没有一个从小到大、循序渐进的过程是不行的，纸上谈兵是兵家大忌，要老老实实从打基础开始。
负责经济工作的陈云也说，目前国家拨巨款搞卫星，不现实。
聂荣臻认为，目前，确实出现了科研战线拉得太长的情况，某些项目收缩一下，对集中力量研制导弹、原子弹是有好处的。搞探空火箭，本来就是我们研究人造卫星的第一步任务，今后就要在研制探空火箭方面下足工夫。
张劲夫提出，科学院关于人造卫星的近期研制方针是，集中力量搞探空火箭。
于是，“581工程”下马了。轰轰烈烈的卫星计划回到起点上，开始重打基础。
为充分利用上海的科研力量，经聂荣臻批准，科学院刚成立不久的卫星运载火箭及总体设计院迁往上海，组建中国科学院上海机电设计院，先集中力量搞探空火箭。
1958年底，37岁的上海交大工程力学系副主任王希季接到上海市委人事部门通知，调他到上海机电设计院担任技术负责人。当时他根本不知道这个单位是做什么的，工作后才知道，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保密性又很强。他是云南大理的白族人，先后毕业于西南联大和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获理工学院硕士学位。1950年和华罗庚教授同船回到祖国。
王希季和副院长杨南生负责“T7m”型液体探空火箭的研制。当时国家拨给这个项目的钱很少，研制条件极其简陋，参与的人员都是年轻人，平均年龄只有21岁。有一台试验设备就安装在单位一个厕所隔出来的小天井里，5平方米大小。他们整天在这个狭小、气味不佳的地方做试验，获取数据。那时，单位没有电子计算机，就用电动和手摇计算机进行计算，要计算一条弹道，计算纸能摞半人高，一天24小时都有人算，算了40多天才计算完。
火箭发动机试车，需要有防爆、防火、防毒的措施，新建试车台，需要钱，也需要时间，他们没有钱，也不想耽误时间，就来到松江县郊区，钻进当年日本人留下的一座旧碉堡，把它改造成一座简易试车台。聂荣臻和钱学森就曾站在这个碉堡外面，观看发动机试车。
火箭运到了安徽省广德县山区的发射场，那里条件更是奇差，一些辅助设备只能用替代品。没有吊车，用古老的绞车把火箭吊上发射架的；没有燃料加压设备，就用自行车打气筒把气压打上去；来不及建通信线路，就用手势或大伙传递叫喊的方式，进行试验场的联络；没有自动遥测定向天线，就靠几个人用手转动天线跟踪火箭；所谓的指挥所，距发射架只有100米，是在田埂上用沙包垒成的，一旦出事，可能会闹出人命。
1960年1月，第一次发射失败。
1960年2月19日，中国第一枚完全自己设计制造的液体探空火箭发射成功。火箭直径只有250毫米，起飞重量190公斤，发射高度8公里。虽然它像个大炮仗，但它毕竟是中国人研制出的第一枚探空火箭。
张劲夫、钱学森陪聂荣臻来视察。张劲夫说：“传到国外，打死人家也不会相信。中国人搞火箭在这么个破地方，这么个搞法。王希季，在世界航天史上，你这可是空前绝后啊！”
王希季说：“可惜低了点，才8公里。”
聂荣臻说：“别小看这8公里，它是中国人迈向太空的第一步。”
4个月后，毛泽东来上海参观新技术展览会，老人家健步走进上海展览馆尖端技术展览室内。探空火箭和发射架模型摆放在中央。毛泽东围绕着模型，好奇地看着，用手拍拍火箭，问：“这家伙能飞多高？”
讲解员回答：“8公里。”
毛泽东轻轻哦一声，仿佛有些遗憾，但很快笑了：“了不起，8公里也了不起！就这么搞，8公里、20公里、200公里地搞下去，搞它个天翻地覆！”
说完，毛泽东再次俯下身，用手抚摸着火箭和发射架的模型。
但是，由于三年经济困难的影响，在国防尖端项目研究“缩短战线”的政策调整中，中国的人造卫星研究，先是悄悄地退到一旁，然后便是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30．兄弟，你可以安息了中南海。周恩来领着孙继先穿过院子，朝毛泽东住处走来。警卫员一见孙继先就笑了，边喊便朝房里跑：“主席，孙司令来了。”
毛泽东在看书，头也不抬，问：“你这个样子，大呼小叫的。哪个孙司令？”
“长征时，抢渡大渡河的孙营长！”
毛泽东高兴地放下书：“孙继先啊，快请他进来。”
毛泽东对跟随自己一路长征走过来的孙继先很熟悉，对导弹试验基地的建设也很关心，因此每次孙继先来，他都抽出时间见见。这次孙继先给周恩来汇报完工作，周恩来随便带他来见一见毛泽东。
孙继先随周恩来进入毛泽东卧室兼书房。坐下后，毛泽东说，你不是在沙漠上喝西北风吗，怎么跑到北京来了？孙继先说，我来开会，顺道把跟着苏联专家学打导弹的李福泽副司令接回去。我那儿快搞好了，让他回去打导弹！
听说基地快建好了，毛泽东很高兴，又问：“你学到一点东西没有？”
孙继先说：“学了一点！”
毛泽东说：“学一点可不行。现在形势变了，打仗的本事用不上了，要把打仗的劲头用在搞尖端武器上，要多学习，要把外国先进的技术学到手，这是个硬仗，你要打好！”
孙继先汇报说，他们的学习都抓的很紧，正通过办教导队和向苏联专家跟班作业的方式，争取多掌握知识。
毛泽东又说：“你身上的担子很重，要多学习，我也在学，不学习是要落伍的呀！”
谈了一阵，周恩来便和孙继先告别毛泽东。从丰泽园出来后，周恩来问到了在基地的苏联专家的情况，并嘱咐说：“你们那里艰苦，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我们不一样，又远离亲人，不容易，你们要想办法多照顾他们。”
孙继先告诉周恩来，机场修好后，隔几天就从北京、广州空运去新鲜的食品，还从东北搞了一些‘哈白猪’，从北京搞来一色的白公鸡，办了一个小农场，养一阵杀了，专供苏联专家。副司令李福泽专门从哈尔滨一个当市委书记老战友那里，说好话，耍赖皮，要来四个西餐高级厨师。每个周末，想来北京的，就用飞机把他们拉过来。不来的，就在基地给他们办舞会，作为一项政治任务，让女同志们陪他们跳舞。
周恩来听罢，沉默一阵道：“你看，我们靠‘拐棍儿’走路有多难呀……老大哥恐怕靠不住了，你要心里有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