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我和那男朋友离开了。母亲没有送我出院子大门。母亲的眼圈黑黑的，明显一夜没睡。我很想告诉她，我并没有结婚，一辈子都不想沾婚姻的边，但我就是不对她说，就是要气她，我哪里听得进母亲的话。

那时的我，任性而冲动，恃才貌不俗，不把母亲放在眼睛里，是个大大的坏女孩。那时生活如万花筒纷繁颠倒错乱，我把艺术当成生活，把生活当成艺术，让生命行经在一条危险的钢丝上，变着花样，做着各种让人让自己惊险的杂技，无心无肺。我是否真带了一个手有残疾的男朋友回家？完全记不清，也许是在梦中对母亲进行报复——她不关心我有无男朋友，有什么样的男朋友，都采取无所谓的态度。我过得如何，她也不关心。这是我自欺欺人得出的结论，其实对母亲来说一点都不公正。

做女儿，存心要伤害做母亲的，并不难。像我这样一个存心让母亲难过的叛逆的女儿，要伤害母亲，那就更容易。

离开中国前我回重庆看母亲，分别时，母亲眼里含着泪，但是向我挥手时还是尽量面带微笑。我转身后，母亲开始哭，哭了很久，仿佛把这一生因为我这个女儿受到的委屈和耻辱都哭出来。我知道，我当然知道，她一定为我高兴，可以到国外另一个世界去生活，可以远离开这个从来就讨厌我伤害我的世界。可是她担忧那个陌生的世界，我举目无亲，像我这种孤儿一样的性格，内向、极难开心、有童年创伤的人，不知要遭多少罪受多少苦！她要见我一面都没那么容易，她感觉多么孤单无助。在所有的孩子中，她一直都是最爱我这最小的，虽然她说十根手指不一般齐，根根都连着心，谁都爱，但她就是最心爱我。她哭呀哭，怎么也止不住。

在伦敦，我接到二姐的信，说到母亲在我走后，好几天都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大病一场。我呢，却没有什么反应，感觉一切时过境迁，母亲和重庆变得遥远。

我和自己选的男人踏上红地毯，我把在教堂的婚礼照片寄给母亲，一点不介绍他的情况。

不值得介绍给母亲。因为母亲也不感兴趣。

好了，等到带丈夫回重庆时，生米做成熟饭，母亲只能接纳他，对他好，希望他对我好，母亲一副笑脸。他对我不好，母亲也是一副笑脸。岁月无声，现世邪而不稳，母亲学会不让我看出她心里对我有一百个不放心。

后来我从英国搬回北京居住，母亲也没问原因，总是看到我一个人回重庆看她，她也没问，她只是在偶尔通电话时对我说，“六妹呀，不要怕，太阳走，月亮出，月亮走，太阳出。”我写了弗吉妮娅·伍尔芙的外甥1935年到中国来教书、和一个有夫之妇相爱的小说。此小说早在中国台湾和国外好些国家出版，2001年在国内一家杂志刊。一位中国老太太，在英国告我损坏她死去的母亲的名誉，英国法院驳回上诉——西方的法律没有告死人名誉权受损这回事。老太太到北京海淀区法院告，法院拒绝受理。对方又到杂志所在地长春告。长春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我的小说是淫秽黄色小说，处重罚款、必须在国家级报纸杂志上表公开道歉声明外，此书禁一百年。

官司长达两年之久，花费我大量精力财力，也引起全世界，包括印度这样的国家连续报道，在中国引了文学创作与法律一场大讨论，小说家何为之？文学虚构有多大的自由度和可能性？

有些报纸称我为官司作家，关于我的流言谣言满天飞。有些人见我之后，现我并不是他先入为主的那种人，错看了我，向我道歉。

我不服判决，上诉吉林高级人民法院。

丈夫说，若我想赢这场官司，原告有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就是他表在报上的文章中，点名我写的是原告的母亲。若他不是我丈夫，这条证据就不成立。他说，我们一起写信给英国法院，赶快申请法院下离婚文件，等这场官司过了，我们再重新结婚。

我被打官司打昏了头，能赢并结束这官司的事，我为什么不同意“离婚”？于是我无条件同意，并签了字。

很快英国法院寄来了离婚证书，上诉开庭拿着这证书，原告果然不再纠缠这证据了。吉林高院开庭审理此案进行了两天两晚，惊动了全国媒体，有三家电视台专门来拍摄录像，当天辩论到晚上八点才结束。第二天继续。高级法院判决，我那本小说继续禁一百年，我赔款并公开在杂志上道歉，但可以用别的书名和别的故事生地出版那小说。

官司结束后，丈夫再也不提重办结婚登记手续之事。有一回，我问到他，他说，办不办手续，我们都是事实婚姻。之后我再也没提，直到三年后他再起情事，决定走得更远，不说实话，被我逮住，他恼恨不已。最后，我在电话里哭起来。他说，“你哭什么？有一点我想现在有必要对你说清楚：你没有权利指责我如何，我们早就不是夫妻，甚至法院也下过离婚证书。”

我听了，浑身都冻住，马上停住哭。

“那以前你怎么说？”我本能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