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农之弊，无甚差役之法。”王静辉心中默默的念叨这句话，这是今天颍王赵顼托人送来给他的一道奏章的副本中的一句。这道奏章就是新任三司使韩绛上书英宗赵曙的，原来的三司使蔡襄终于还是走了，不过这位原本“戏言召尤，致触主忌”的三司使没有像王静辉原本的时空中被贬黜外放，而是为母丁忧回到老家兴化去了。现在接任蔡襄三司使职位的是韩绛，王静辉一看到这个熟悉的名字，心中不禁一跳：王安石的父亲虽然一生都担任中下级官吏，但却于吕家和韩家交往甚密，朝廷中吕公著和韩绛对王安石的评价都很高。这个韩绛还经常给颍王赵顼上课，有很多时候赵顼听得入迷的时候，他都会对赵顼说：“这不是我的看法，而是王安石的！”
韩绛这样为王安石延誉，可以说赵顼在继位成为神宗后能够立刻启用王安石，这中间有很大的关系是因为韩绛的缘故。不过王安石变法中最终打击的主要目标便是大地主和大商人，这使得吕公著直接站到了他的对立面，而河北韩家也因此分成两派，这个韩绛便是站在王安石这边的。
韩绛这道折子主要是针对现在弊政之一——差役法而发的，他要求改革差役法，但是这道奏章中却没有解决的办法。赵顼之所以把这道奏章副本抄一份给王静辉，这也是受到英宗赵曙的授意，希望看看王静辉能不能想出一个什么好办法。
王静辉又不是傻瓜，当然能够一眼便看出这是他老丈人的意思。他倒是不在意能不能想出一个好办法。因为这段日子他一直都在研究王安石在熙宁变法中的条例过失，当中便有免役法。在他看来变法所有条例中唯独这免役法是最好地，原因只有一个：既不扰民有不得罪那些权贵，还非常具有可行性。实际上历史中这条免役法也受到了苏轼等反对王安石政策地官员的赞成，但后来司马光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不仅废掉了青苗等扰民条例，连这免役法居然也给废掉了。现在韩绛地奏章中提及免役法，王静辉的脑袋里面第一个反应便是把这个免役法再重新粉墨登场，不过还是要按照老规矩小范围的实验一下再说。
赵顼送来的这份奏章让王静辉想得最多地便是那个“负天下三十年大名”的王安石，他自从成为状元郎和蜀国公主结婚后，也听过许多和王安石有关的议论，这要比他在史书中读到的要多多了，其多少有点“若是不识陈近南，即便英雄也枉然”的架势，而那个在史书上毁誉参半的王安石之子王雳。他倒是在一年前的东阳郡王府的宴会上见过，可惜没有结识。
此时他想到更多的是这位新上任的三司使韩绛，这个曾经当过颍王赵顼地老师，自身家族背景深厚的家伙，他可能会促使王安石尽快的走上大宋高层统治阶层的政治舞台，就凭韩绛的那句“这都是王安石的高论”，再加上王安石“负天下三十年”的盛名，就足以让王安石在政治上短期内就能够进入统治高层。并且占据绝对有利地位。
“好在这个时候还是自己的老丈人当皇帝，要是换做自己地大舅哥赵顼来当政，那可真是很难料了。”王静辉心中现在正为自己碰巧延长英宗赵曙的生命而感到侥幸了。
王静辉这次没有太多的考虑，便挥笔写下了实行在局部地区免役法的奏章，当然在奏章中这个“局部地区”自然是明里暗里指向了他的楚州，他相信老丈人赵曙会同意的。只有他更有把握实行这样地试点，成功的把握更大些。
这份奏章基本上还是遵循了历史上王安石的免役法基本的要点：（一）将全国的人口按户分成上户五等，中户分三等，下户分两等，原来衙前等各种职役，民户不再自己服役，改为想官府交钱，由官府雇人来服役。乡村中四等以下户不交钱，城市中六等以下户不交钱，这些收上来的钱随夏秋两税一起缴纳，成为免役钱。（二），各路、州、县当地吏役事务繁简，自定额数，供当地使用，但要留下两成由各地存留备用。（三）原来不负担差役的寺观、道观、官户等，也要按定额的半数交纳免役钱，但名字改为“助役钱”。
不过王静辉在奏章中也详细的做了说明，对于雇佣差役如果使用旧人的话也可以，不过以前死民户无偿服役，现在交了免役钱后就不见得服役了，缺额要优先从厢军中解决，以达到进一步无声无息的裁减厢军的目的。而且根据历史上王安石推行免役法的效果来看，免役钱和助役钱加在一起肯定会超过雇佣人来服役的成本，这也是给朝廷创造了一份税收。如果在实行中看到效果不错，可以进一步削减下户和中下户的免役钱。
对于原来不承担服役的道观和寺院要缴纳助役钱，王静辉直接将从商务印书馆那里得到的辽国现在寺院香火鼎盛的情况写了一道策论附在奏章背后。在策论中他也指出：辽国必会因为这些寺院严重拖垮其国家实力，甚至这些寺院每年所花的费用可以跟大宋现在三大弊政有得一拼。文中非常明确的指出：尽管佛教和道教在大宋也很兴盛，但寺院道观这些非社会财富创造的单位每年要接受多少达官贵人的捐赠？又有多少良田供养他们？这样只投入不产出显然是会危害到国家的财政的！如果不加以打击和控制，辽国的今天便是大宋的明天！虽然圣上不能采取时尚那些残暴的“灭佛”行为，但让这些寺院道观出“助役钱”可以隐约的控制其进一步发展，以免日后步辽国的后尘寺院泛滥成灾，以至于影响到国家实力。
这样原本历史上王安石所提出地免役法。在王静辉地手中又赋予了新的任务——限制佛教道教地进一步发展。从他们的嘴里面挖出一部分资金来填充国库，这招不可谓不毒辣。虽然王静辉也知道一旦这样做会间接的得罪一些权贵。但有辽国那样活生生的例子在那里摆着，谁也找不出其中地把柄。而且现在大宋的国库空虚，估计韩琦和新上任的三司使韩绛已经像饿红眼睛的饿狼一样饥不择食了，一旦王静辉告诉赵曙他们这样做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相信他们就是再信佛，与祖宗江山比起来，他们也会抗这这面“正义的大旗”来朝寺庙道观伸手的。
王静辉对于宗教谈不上厌恶，但从来到这个时代后也看到了大寺院甚至占据两天数千顷的事情，这对于他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不由得让他想到香火更为鼎盛的辽国寺院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心中对那句“辽以释废”感触更深了些。打击宗教并非他所愿，但能够使国家富强，与其把这部分负担加在平头老百姓身上，还不如找这些明着是吃斋礼佛。暗中是大宋数一数二地大地主下手，这样心中的愧疚会减轻些。况且连佛门中人在李唐灭佛的时候也承认佛教拖累国家，自己又不是想断宗教的根，只是挖点墙角而已，这自然不算什么了。
“钱！钱！”王静辉把奏章送走后的几天当中，脑海中不停的在翻腾着如何能够赚到更多钱来使国家财政纳入正规，现在已经不是他在汴都开封那样赤手空拳开拓事业了，而是为国家赚钱。当然前提便是不能像桑弘羊等前辈那样竭泽而渔来严酷的搜刮老百姓，这种方法王安石早就用过了，王静辉心中一是知道这种方法行不通；另外便是身为一个二十一世纪的现代人对这种杀鸡取卵地方式从心中感到厌恶。
厌恶归厌恶，如果不能使大宋财政在短期内有很大的起色，让英宗赵曙等人的口袋鼓起来，到时候就算上台的不是王安石。随便哪个人第一个想到的便是从老百姓那干瘪的口袋中在穷极搜罗一番，这是王静辉所不愿意看到地。